挖地为牢的蒙古刑罚将整张人皮活活剥下

雨落润田

在13世纪初，蒙古国建立之际，刑罚制度已经初具规模，其中包括笞刑、放逐等惩罚。

成吉思汗曾规定了对值班失职的护卫的严惩，强调责打和流放作为对违规者的刑罚。然而，随着时代演进，特别是在清代，蒙古地区的刑罚体系发生了一些变革。

成吉思汗时代的刑罚主要集中在笞刑和放逐上，对于军队中值班者的惩戒非常严厉。而到了清代，蒙古地区的刑罚体系更多地吸收了《大清律例》的内容，形成了以罚畜为主的体系。

《大清律例》规定的五刑包括笞、杖、徒、流、死，其中笞和杖分别以小竹板和大竹板为工具，用于击打和训斥罪犯。而徒刑则是奴役刑，流刑是流放到遥远地方。死刑分为绞刑和斩刑。

蒙古地区对封建五刑进行了一些调整，用鞭刑替代了笞和杖刑。清代蒙古地区普遍采用马鞭，主要用于鞭打犯人的后背。鞭刑的适用范围广泛，包括官兵旷职、惩处逃回奸民、对台吉的过失、以及其他轻微罪行如盗窃、伤人、违禁等。

鞭刑的量刑按照鞭数分为不同级别，适用于不同的罪行。

徒刑是封建五刑之一，但在蒙古地区并未设置徒刑，相似的刑罚是监禁。《喀尔喀法规》首次出现了一种名为“呼得格拉胡”的刑罚形式，即将犯人圈在地上挖的深坑里，称之为“放在井里”。

此外，蒙古地区还引入了对罚畜刑的补充刑罚，即在适用罚畜刑后，被罚的人如果未按时交纳牲畜或者少交纳牲畜，可以再适用鞭刑。

流放刑在蒙古地区也有所变通，不再仅仅按照流放的距离分等，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发烟瘴地方、发邻盟严加管束、发边境充军、发遣交驿充当苦差等多种形式。

死刑在蒙古法律传统中较为谨慎使用，成吉思汗时代除外。在清代蒙古的立法中，死刑主要用于平民，审判程序相当繁琐，须由各旗各盟审明报理藩院，并经过多重程序定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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