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鼎杰
对每一个中国人而言,抗战胜利纪念日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日。因为抗日战争是海通以来,中国第一次全面参战,且成为重要战胜国的现代大战,是公认的洗雪百年屈辱之战。
同时,抗战又是一场深刻影响东亚乃至世界格局的大战。从东亚史的角度,抗日战争是中日两国近代以来第二次影响国运的较量。从世界史的角度,抗日战争是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因此,抗战胜利的意义及其来龙去脉,要从中国转型的内部视角看,更要立足全球,从东亚史、世界史的不同维度去推敲。
如此推敲下来,才会发现,抗战不仅不是中国自己的战争,也绝非中日之间的战争,而是与19世纪以来的全球秩序塑造密切相关的战争。
随着拿破仑战争的结束,英国进入第二帝国时代,世界则进入不列颠霸权时代。在地理空间上,英国霸权建立在对大西洋和印度洋的宰制之上。太平洋是遥远之洋。俄国东进,美国西进,本质上都是避英国之实,击他国之虚,利用球形世界的构造,最终会师远东,颠覆英国霸权。法国在输掉普法战争后,本着失之欧洲、取偿海外的思路,也来到远东建立新法兰西帝国。
这样一来,就形成了俄美法三强战略夹包清王朝的态势。这个态势当然是非常不利。但也正是因为这个不利,反而让中英找到了合作的结合点。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,突然改变了对华政策,越来越积极地帮助清王朝进行自强。其目的首先在于用清王朝牵制俄美法三个新兴强国,从而维持亚太均势,进而维持英国主导下的全球均势。
可惜清王朝完全不懂现代外交,对中英合作反应迟钝。反而是日本看清了关键,通过长期筹划,在1894年发动了近代第一次中日战争。日本发动这次战争的一个重要时间表,是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和美国的巴拿马运河的工程进度。其实质即在于,抢在美俄可以大力度向东亚投送力量之前,打败中国。打败中国的目的,又不仅仅是从中国获得割地赔款,更在于迫使英国只能与日本合作。
正是借助甲午一战的胜利,日本替代了清王朝的战略位置,逐步成为英国的战略盟友。从而通过日俄战争和一次大战,成为列强俱乐部中唯一的一个非白种国家。
清王朝却在失败后病急乱投医,从戊戌变法到义和团再到王族内阁,自乱阵脚,加速瓦解,由战略棋手迅速降级为列强争夺的棋子。
与此同时,德国的战略冒进,进一步加速了英国霸权乃至整个欧洲的衰落。一战的本质,是欧洲列强的互残。日美两个非欧洲大国,开始加速崛起。但日美围绕亚太霸权的矛盾也日趋尖锐。美国发起的裁军会议、九国公约,无不是在孤立、挤压日本。
正是在这个背景下,一部分中国精英开始从现代外交和大国博弈的角度,反思晚清以来的失败。除了众所周知的整合国力、奋起追赶,更从一开始就明确了将中日战争国际化的战略方针。力争立足更大的战略框架,逆转中日力量对比。
日本却忘记了自己胜利的外交基础。尤其是日俄战争之后,宣传倒灌,迷信大和魂,迷信纯军事力量。这就矮化了国家战略,更让自己的舆情和民情日趋失控。
甲午战争爆发时,全球舆情,几乎都看好中国。清王朝的自我感觉尤其良好,以为日本黑子弹丸之国,不足一击。连俄国情报部门也坚信,就算日本能赢得初期胜利,也早晚让中国拖垮。但最终恰恰是日本取得了胜利。
抗战爆发前,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看好中国,日本尤其蔑视中国。想当然地以为中国一无工业化,二无强有力中央集权,根本不足为日本的对手。总以为中国干什么都是错,都是不自量力。整个民间舆情场更是火爆,铺天盖地,全是中国欠揍、中国狂妄、中国做英美马前卒、中国做苏联走狗、中国干扰日本崛起……日本高层也出现了“三个月解决支那事变”的盲目乐观情绪。因此形成了“膺惩暴支”的官民军共识。
可是,中国扛住了日本的三板斧,将日本拖入了持久战的泥淖。在各大强国都努力争做最后参战大国的时候,日本却成了第一个陷入长期战争的强国。
此后,日本亮出“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”的旗帜,企图借力民族主义和反殖民,取代欧洲列强在远东的主宰地位。可是,中国的存在成了一根吞不下、吐不出、折不断的大鱼刺。日本越是强调大东亚主义,中国在同盟国战略棋局中的分量就越重。因为中国的抗日,本身就是对日本宣传的最佳回击。
而美国不仅仅要拉中国抗日,更希望中美能在更大尺度上合作。
美国已经意识到,随着德日的战败,未来世界将呈现三分天下的格局。第一股力量是英法,他们将持续衰落,但却依然控制着辽阔的殖民地与势力范围。第二、第三股力量分别是苏联和美国,代表不同意识形态的新兴力量。
苏美不仅有联合打败德意日的需求,更有战后合力肢解英法的需求。但是,苏联雄踞亚欧大陆的心脏地带,更便于从中获取收益。美国远在美洲,反而有些鞭长莫及。如此发展下去,三国就会变成楚汉争霸,而苏联的战略位置恰恰优于美国。
故而,美国选择了中国。希望中国不仅能在战时消耗日本,更能在战后帮助美国肢解英法、制衡苏联。
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一开始力主美中苏英四大警察,有中国而无法国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美国更不顾英法反对,第一时间将越南、老挝、柬埔寨和泰国划入中国战区。中国战区又以中国人为统帅,以美国人为参谋长。日后邀请中国联合占领琉球,支持中国收复台湾、参与托管朝鲜,都是这一战略逻辑的产物。
相反,英国力争让法国加入联合国安理会,更伺机抢走泰国和半个法属印度支那的受降权。苏联则以削弱中国为参加对日战争的前提,正是对美国战略的反制。
正是因为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战略背景,决定了抗战的结局。这个结局解决了很多历史遗留问题,但也留下了新的历史遗留问题。其中既有大国博弈的外力干扰,也有内部外交学步的内力影响。太多的经验教训,值得我们理性反思,深入研究。
回顾历史,不难发现,世界史、中国史,本来就是一个整体。只是我们长期割裂历史,才造成了世界史中找不到中国,中国史中看不清世界。
中国和世界是一个整体,胜利和失败也是一个整体。
胜利者一旦染上胜利病,往往会变得越来越像失败者。而失败者如能卧薪尝胆、胡服骑射,则往往能够反超曾经的胜利者。
在一个恒定多元的世界中,大国博弈注定是多回合较量。每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只顺风,不逆风。可怕的不是逆风,而是逆风时的焦躁和冒进。相对于优势时让优势最大化,更难的是劣势时如何让损害最小化。只有学会了逆境中的止损,方能守住底线,等待国际关系的新变化,争取开出新棋局。甲午战争后的清王朝,太平洋战争前的日本,恰恰都忘记了这一点,从而自我突破了底线,走上了加速崩溃的道路。
故而,总结我们的挫败时,也要深入研究对手何以成功。纪念我们的胜利时,也别忘记反思对手为何失败。只有兼顾了历史的A面与B面,才能扫清盲区,才能让曾经的失败与胜利各得其位,也才能避免现实中重蹈覆辙。
革命不是请客吃饭,外交同样不是。胜利日纪念,同样要跳出说面子话、灌精神鸡汤的套路。如此方能守常知变,在逆境中实现大逆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