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朝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巅峰，陈寅恪说：“华夏民族之文化，历数千载之演进，造极于赵宋之世。”宋朝文化高度发达，在中国文化史上拥有重要地位的唐宋八大家有六位来自宋朝。这个文风鼎盛的朝代，因重文轻武而一直受北方蛮族的欺负，显得非常文弱。然而这个文质彬彬的朝代也有黑暗血腥的一面，就是多次发生吃人肉的可怕罪行!而且这种骇人听闻的暴行，贯穿了南北两宋。
《水浒传》中吃人的情节反复上演，最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张青与孙二娘在十字坡开的人肉包子黑店；宋江也两次差点被吃掉，在清风山被燕顺抓去，要剜他的心做醒酒汤，刺配江州图途中又在李立的黑店中被蒙汗药麻翻，差点丧命；李逵更是割下黄文炳和李鬼的肉烤了吃。这些大啖人肉的好汉宛如修罗殿中的一群饿鬼，让人毛骨悚然。
虽然这些都是小说家言，不足为信，但施耐庵引入这些情节并非完全杜撰，而是有史实依据的。
宋朝建国不久，就出现了食人恶魔，这个人就是以宽厚仁慈著称的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小舅子王继勋。他依仗自己是皇亲国戚，荒淫残暴，纵容手下光天化日之下在开封大街上抢强民女，搞得民怨沸腾；更恐怖的是，他经常虐杀和吞噬婢女，“专以脔割奴婢为乐”。为了掩人耳目，他把这些可怜的女子关在一间屋子里，他兴致来了，就拖一个出来残害，然后把骨骸埋在后院。直到有一天，大雨淋坏了房屋，墙壁坍塌，那些女子跑了出来，到宫门前告状，“群婢突出，守国门诉冤”，这件事才被曝光，京城民众群情激愤，但在皇帝的袒护下，他安然无事。
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后，为了平息民愤，才把他抓了起来，经过审讯，他承认“继自开宝六年四月至太平兴国二年二月，手所杀婢百余人”。从开宝六年到太平兴国二年这短短的5年时间里，王继勋前后亲手杀掉和吃掉的奴婢就多达100多人。最终他在西京洛阳被斩首，当时洛阳地区的百姓山呼万岁，还举行了送瘟神活动，司马光在《资自通鉴》里记载了这件事。
南宋嘉定戊寅年冬天，朝廷收到了来自广西安抚司的的一道奏折，所奏内容让满朝文武震惊：钦州知州林千之竟然吞噬人肉，而且专门吃孩童！
原来林千之在广西钦州任知州时，患上了一种怪病，他找来一个道士治病，那个道士“教以童男女肉强人筋骨”，意思是这个病得吃童子的肉才能痊愈，林千之竟然信了。
于是林千之就开始把自己府衙里那些年幼的仆人丫鬟杀了吃，没多久，自己府里的儿童吃完了，他就命令手下的衙役们去钦州城乡给他网罗孤儿和流浪儿。为了不让人肉腐坏，林千之命人将这些小孩子做成腊肉，对外称这些“腊肉”为“地鸡”和“地鸭”。当钦州这些可怜的孩子被他吞噬殆尽后，他就把魔爪伸向居民的孩子，“又以厚贿使卒掠人虚市间”。一时间，钦州城内出现了大量孩子失踪的案件，很快，钦州百姓都知道钦州出现了专吃孩子的恶魔，引起了全城惊慌，于是大家都看紧自家孩子，“皆深闭不敢出”，甚至组织了民间自卫武装，巡逻守卫街巷乡里，但人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残害他们骨肉的恶魔就是这位父母官。
眼看在钦州是找不到儿童了，林千之又把注意打到了邻近的横州，可是衙门里的士卒不愿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，拒绝执行他的命令，以至“卒无以应命”。林千之便自己纠集了一帮爪牙，派他们去横州去劫掠偷拐孩子，他们用黑布遮住脸，每天埋伏在道路两边的树林里，见孩子就抓，甚至大白天从父母怀抱中公然抢夺孩童。由于这些人都穿着红色衣服，横州民众称他们为“红衣人”。“红衣人”的暴行激怒了当地民众，横州官府感到事态严重，便下令抓捕他们。“红衣人”归案后，经严刑审讯，才知道堂堂朝廷大员林千之，身为一方父母官，竟然吞食孩童残害生灵，如此十恶不赦的暴行连当时还比较野蛮的广西土司官员都惊骇不已。然而林千之是朝廷命官，他们无法处理，就将案情上报，广西安抚司也感到棘手，就奏报了朝廷。
按理，林千之的恶行惨绝人寰、天理不容，理应处死，但宋朝立国后就形成了一个传统规矩，即除了谋反，不能处死文官。林千之的罪行依律当杀，可是这样又必然破坏长久以来的政治规矩，朝廷左右为难，只能一直拖着。最后拖不过去了，皇帝赵扩才派大理评事孙泾去广西办理此案，但他却重罪轻判，只是将林千之追毁除籍，发配吉阳。
如此凶残暴虐的恶魔竟然被轻轻放过，引起了广西百姓的强烈愤慨，一时间民怨沸腾，朝中官员也对这样的处理严重不满，纷纷站出来指责孙泾。皇帝赵扩一看舆情汹汹，便把孙泾罢免了事。而林千之被流放后过了几年就遇大赦被释放了，直到南宋灭亡了，他都活得好好的。史载他在亡国之后每天舞文弄墨，自娱自乐，过得逍遥快活，“秩满归里，宋亡，以翰墨自娱。”此事记载于宋代笔记《鬼董》一书中。
南宋文人洪迈，是《容斋随笔》的作者，史上对这部书的评价历来很高，可见他书写的资料是非常有价值的。在洪迈的另一部著作《夷坚志》中记载了这样一件可怕的事：宣和初，有官人参选，将诣吏部陈状，而起时太早，道上行人尚希，省门未开，姑往茶邸少憩。
邸之中则浴堂也，厮役两三人，见其来失期，度其必村野官员乍游京华者。时方冬月，此客着褐裘，容体肥腯，遂设计图之。密掷皮条套其项，曳之入帘里，顿于地，气息垂绝，群恶夸指曰：“休论衣服，只这身肉，直几文钱。”以去晓尚遥，未即杀。
少定，客以皮缚稍缓顿苏，欲窜，恐致迷路，迟疑间，忽闻大尹传呼，乃急趋而出，连称杀人。群恶出不意，殊荒窘，然犹矫情自若，曰：“官人害心风耶！”俄而大尹至，诉于马前，立遣贼曹收执，且悉发浴室之板验视，得三尸，犹未冷，盖昨夕所戕者。于是尽捕一家置于法，其脍人之肉，皆恶少年买去云。
这段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是这样的：北宋徽宗宣和初年，外地有个官员来京城来参加晋职选拔，他按规矩去吏部递交材料。但那天他起的太早了，天没亮就出门，路上还没有什么行人，吏部也还没有开门办公，他就找了一个茶馆歇息等待。
这间茶馆里面还有个澡堂。澡堂子里只有两三个小厮，他们一看这官员对京城人的作息时间都不了解，料定他是一个乡野村官，第一次来京城，在这里人生地不熟。 当时正是寒冬腊月，他们看那官员，身穿昂贵的褐色皮裘， 体态肥胖，便心生歹意，准备加害于他。他们偷偷拿出皮条做的套子，突然从官员身后掷出，套在他脖子上，使劲勒住，一边勒一边把他往布帘子里拽。 他们把官员拖进里间，扔在地上，看样子已经气绝身亡了。这几个恶徒高兴地说：“先不说这裘皮大衣，就他这身肉，也能卖几个钱。”但此时距天亮还早，他们没马上宰割这个人。
过了一会儿，脖子上的皮套子有点松了，这官员也缓了过来。他琢磨着想跑，但又怕跑出去迷路。就在此时，他忽然听到大街上有大员出行的鸣锣开道声，显然是送这个大员上朝的仪仗队伍过来了。这官员忽然一下子窜出去了，一边冲到大街，一边大喊：“杀人了！杀人了！”那几个歹人猝不及防，一时非常慌张，但还强作镇静，跟出来说：“这个官员精神病发作了！”
很快那大员已经到了，官员跑到大员马前诉说了自己刚才的遭遇。大员马上命令捕快把这些贼人全部抓起来，并搜查澡堂，把地板全部撬开，发现里面还有三具尸体，身体还没僵硬，这都是昨天晚上杀的。于是把这一家子全抓起来，绳之以法。原来，他们杀人以后，把人肉烤熟，卖给一些流氓恶少，那帮人也从来不问这到底是什么肉。
这些吃人恶性案件，在宋朝并不是个案，史料中，还记载了其他同类悲惨事件，仅《夷坚志》记载的人肉黑店就不止上述一例，北宋彭乘所写的《续墨客挥犀》中也记载了一个和尚开黑店的案件，其他史料中还有“真珠族姬”、“蔡河秀才”等凶案。
在人们的印象中，宋朝的文明教化冠绝当时的世界，而且科技发达社会富裕。可是频发的吃人暴行告诉我们，宋朝存在着严重的社会问题，繁华背后，掩盖着另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黑暗世界。连天子脚下的京城首善之区都有食人恶魔横行，其他地区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也可想而知了。
抢劫财物、宰杀人肉售卖的行为，真称得上穷凶极恶。这说明，在富庶的宋朝，百姓物质上却极其匮乏，以至于一件衣服就能让歹徒起意杀人，连人身上的肉都不放过，虽然这些都是恶人的暴行，可要不是穷疯了，谁会去干这种悖逆人伦的勾当。
北宋末年，宋徽宗不顾民力催办“花石纲”，营建他的皇家园林，可是江淮之间却发生民众相食的惨剧；当时一斗米要数十千钱，人肉的价钱却比猪肉还便宜，一个成年男子的尸体不过十五千钱，比一斗米还便宜。在这种社会背景下，宋朝出现人肉黑店也就不奇怪了。施耐庵写《水浒》，反映的是宋代社会状况和市井生活，他必然阅读了大量前代史料，《水浒》中的一些精彩章节完全来自真实记载。比如“鲁提辖三拳打死镇关西”，就取自后周太祖郭威年轻时，在菜市场打死肉霸的真实事件，两者情节如出一辙，只是主角从郭威换成了鲁达。所以《水浒》中那些人肉黑店故事也绝非空穴来风。
让人无比景仰赞叹的大宋，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将近八百年了，无数后人为这个朝代的毁灭扼腕叹息，又有多少人为“崖山之后无中华”痛哭流涕。其实我们不必悲哀，八百年来，虽然屡经挫折，中华文明仍然大踏步前进，如今的文明程度与宋朝已经不可同日而语，虽然如今仍然有拐卖儿童的罪行，但人们至少不用担心孩子被当成“地鸡”或“地鸭”进了某些人的口腹，如今虽然也有盗窃抢劫，但人们住酒店时，至少不用担心自己一夜之间变成了肉包子。
